【转帖】“农转非”制造新贫困
2010-08-21 01:52:56| 分类：
转引：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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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关注的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不久前启动，将农民变成“新市民”的政策开始实施，而各地推进城市化与农转非的行动也在同时开展。然而，以目前的社会政策以及社保体系，并不具备大规模农转非的条件。对于那些手中土地并不值钱的农民而言，城市户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重庆大规模农转非的行为等于把城乡差距以一种更直观、对抗性更强的方式复制到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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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前，农转非名额趋之若鹜：“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乡村一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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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转非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香饽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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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前，在粮油供应还和户口挂钩的时候，农民转非的愿望比较强烈，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这也体现了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乡村一所房”，就是那个时代的最好写照。进入90年代后，随着粮油供应市场化，农民转非的愿望没以前那么强烈了。到2000年之后，农民转非意愿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些地区农民已不愿转非，在近郊表现得尤为突出。农民不愿转非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手中的土地更加值钱，二是转非后实际收入水平不升反降。 |
| 农转非意愿下降，贵阳98%的农民不愿进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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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在中国部分地区出现。据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达67%。而贵阳市一年内只有约万人办理“农转非”，不足贵阳市常住农业人口的0.006%。在中部的石家庄宣布放开户口后，也并没有出现大批农民争相涌入的热闹场面。早在2008年底，贵阳市公安局一项调查显示，98.7%的农民不愿转为非农业人口；愿意转为非农业人口的仅占调查对象的0.98%；不确定的1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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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显得更为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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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挑不能捡的就业“保障”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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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一直以来就是头等大事，而在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上则显得更为极端。“不挑不捡24小时就业”政策就是这种极端的体现。其意只要进城农民不“挑三拣四”，保证24小时内提供就业岗位。从1998年1月起大连市即开始不挑不捡的就业政策。在其他进城农民较多的城市，就业问题的解决也会采取这种方式。然而这种做法十分简单粗暴的，不挑不拣提供的都是多数人不愿意从事的艰苦岗位。而一旦农民不希望从事这些工作，就意味着自行放弃。 |
| 居民楼内养猪，“新市民”自寻的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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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农民而言，土地承担着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存保障基础，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如果官方不能提供合适并且体面的工作，农民只能自寻其路。在江西赣州市区一座居民楼内，一位进城农民只会养猪种地，无奈地已经被收走，只能在自家居民楼内圈养成百头猪。其他居民苦不堪言；养猪户也是“满肚苦水”：不养猪，吃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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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城市社保、教育、医疗、城建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农民大规模进城是在制造新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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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农转非就能解决贫富差距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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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有土地，市民有社保”的保障模式被打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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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国民普遍保障依靠的是“农民有土地，城镇居民有社保”的特色保障模式。而大规模的农转非导致农民失去了土地保障，而在就业、城市社保、教育、医疗、城建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农民大规模进城是在制造新贫困。由于中国现有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采取先缴费（并需先缴一定年限）再享受的原则，对于广大进城的“新市民”而言，前期预缴费用到底由谁来出？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失去了给予他们基本生存保障的土地；而养老保险的历史欠账不解决，则意味着进城农民从此不具有任何养老保障。而北京、江苏、四川大多采取了从缴纳保险费之日起，计算保障额度的办法，而搁置了历史欠账的部分。 |
| 农民进城不能提供匹配的就业，只能恶化贫富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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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农转非就能解决贫富差距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字面上来讲，农民变成市民意味着他要从务“农”之民变成随行就“市”之民。因此，充足的就业机会是农民真正融入城市进而提升自己经济地位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差距的讨论关注了大方向，但也有意无意模糊了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最底层的城市低收入群体和边缘人群，其生存压力可能大过在乡村的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城市化在快速吸纳农村人口的同时，如果不能同步提供相匹配的就业机会，只能会恶化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 |
| 每月210元养老保险与低保无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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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次重庆农转非的规定中，凡征地农转非人员，在征地时男性超过50周岁、女性超过40周岁的，可从征地补偿费中取出2.35万元交给当地人寿保险公司，然后每个月按照210元的标准领取生活费，直至终老。这个保险计划就是“重庆市征地农转非养老保险”。但对于一个“新城市人”来说，每月210元可谓杯水车薪；与重庆市“老市民”的低保平均标准每月230元相差不大。 |
| 进城农民将承担更多的城市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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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大规模进城后，如果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水平不能得到相应的发展，会造成低收入者较少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而更多承担城市病——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恶果。以交通为例，城市公共交通的供给无法全面惠及低收入群体，而低收入群体按照目前的城市规划发展，往往需要居住在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因为市中心的住宿和生活成本将他们赶到了城市边缘。但他们每天讨生活却要回到市中心，而公共交通供给不足以及较高的成本，就迫使使他们忍受恶化交通问题。（据财经网李华芳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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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农民变为市民的大规模农转非政策，显然无法达到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城市化的目的，其实质上还是变相剥夺农民土地。在市场发育不全、民主政治不彰、社会保障不力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城市化，不仅无法靠农转非缩小城乡差距，还会导致城市化的“造贫”效应，制造出跟多城市新贫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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