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安徽夫妇因耕地被非法侵占相约上吊自杀

　　核心提示：安徽临泉县杨小街乡新集行政村村民白某夫妇，因承包地被侵占，两人近日相约上吊自杀，欲以死换取有关部门的重视。幸亏被及时发现，避免了一起惨剧。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的改革开放则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成熟中启动的，社会条件、历史条件、政治条件、思想条件……它们孕育了改革，它们催生了改革，这是历史的必然。

    一、社会条件：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农民生活极度困难

    改革前的中国农村，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80%的人口属于农村居民，两亿多城市居民和工人也同农村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与人民的需要和现代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尤其是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3亿，非农业人口增长4000万，而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还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 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国11亿人口，8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衣还不够穿，要靠进口粮食和棉花来弥补，全国尚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i]

    就“大包干”的诞生地来看，1978年，小岗生产队是凤阳县梨园公社最穷的一个生产队。在农业合作化以前有34户，175人，30头牲畜，耕地1，100亩。那时，正常年景生产粮食18万—19万斤，好年成可收20万斤。从土改到合作社这段时期，全村农民没有出现过讨饭、外流的事。1955年办初级社，小岗没办起来。1956年一步登天入了高级社。当年情景还好，全队收了16.5万斤粮食，人均口粮600斤，留了4万斤种子，其余全卖给了国家。这是小岗队入社以后的第一个高产年，也是以后二十三年中最后向国家作出的贡献。1957年反右反到小岗队，在辩论“优越性”时，谁要是说高级社一个“不”字，就会被大批一通，甚至被戴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此，生产力不断遭到严重破坏。到1960年，小岗队只剩下10户人家，39口人，大多数人背井离乡，外出寻找生路。到了七十年代，生产仍十分落后，群众生活非常贫困，全年人均口粮只有100—200斤，人均分配收入只有15—30元，每年有5—7个月吃返销粮，是个典型的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尽管如此贫穷，还是照批“资本主义”，结果，越批越穷。这个队不论大户小户，不论光棍姑娘，全都讨过饭。[ii]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不再是通过阶级矛盾而表现出来，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有通过坚持改革开放和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才能解决。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iii]。穷则思变，穷则不得不思变。

二、 历史条件：人民公社运动失败，长期实践经验积累

    解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多次曲折反复的变革，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选择问题。从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直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农村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赋予了农户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的权利，使农户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从根本上再造了农业的微观组织结构。这一改革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50年代初，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向是正确的，农民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当时推行得过急过快，违背了农民自愿入社的原则，造成农民不满意。更重要的是，这种“左”的错误并未得到及时的遏制，相反则愈演愈烈。1955年秋天开始，公开地批判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把这种客观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嘲讽丑化为“小脚女人”。从此在合作化运动中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严重违反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实际需要的基本原理，直至推出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实现农村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化、农村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化、农民收入分配的极大平均化。而这种明显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只能导致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肆行，严重挫伤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使农村经济陷入严重混乱状态。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解决好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问题；没有从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中彻底解放出来，始终没有取消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模式。我们经历了二十几年“左”的错误的折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酝酿和起步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通常所说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应当承认，在这方面当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指导。有的，只是经验，历史的经验。长期以来，包产到户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屡遭批判。最早是在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当“退社风”被压下去后，浙江等地的农民群众发明了包产到户新体制，这是一种迂回斗争的策略。但是，此后三起三落，硬被强加上各种罪名，什么难以抗拒自然灾害，不能很好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会导致两极分化，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这段历史，成了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如何起步所面临的一道严重的政治、理论和思想障碍。然而与此同时，它却为广大农民在新的条件下寻求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途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力的借鉴。

    凤阳县曾是一个著名的穷县，为在贫瘠的土地上谋得一个生存机会，凤阳人1956年后屡次搞起了包产到户，但反复遭到批判和压制。凤阳县因此贫困落后依旧。每年几万农民外流。时逢1978年大旱，外流农民达到了高峰，既使没有外流的也为饥寒所困，大量土地被搁荒，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小岗把全队115人先划为4个作业组，后又扩大到8个作业组，但由于底子薄，人心太散，土地太瘦，社员的积极性仍然难以调动起来。情急之下，小岗的领头人，且饱受乞讨之苦的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等向全队最年长的老人请教，怎么干才能有吃的。老人回答：只有一条路——包产到户！[iv]“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无情的现实又在此与历史相会，这并非巧合。

三、思想条件：真理标准广泛讨论，实事求是深入人心

    1976年，这个特殊而又难忘的岁月，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翻开中国当代历史新的一页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准备。这时，百废待兴、人心思定。全国人民都衷心拥护华国锋，并对他寄予厚望。然而，随着揭批“四人帮”活动的深入和各方面工作的恢复与整顿，在进行全面清理的同时，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遇到了严重的障碍，而这集中的表现在华国锋提出并坚持的“两个凡是”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守”。

    “两个凡是”的提出，令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深感忧虑，说到底，这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路线问题。1977年4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首次提出了“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了理论武器，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研究工作者都赞成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便站出来加以反对，形势逐渐紧张起来，真理标准大讨论面临夭折的危险。在这个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批驳了“两个凡是”。实际上对当时面临困境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个有力的支持。接下来的几个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实际上已不是一个对学术理论观点的看法问题，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从而使政治力量倒向坚持实践真理的一边。在1979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广泛热烈地讨论，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作了解释和检讨。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同志起了先导和支持的重要作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有力地推动着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小岗队的“包干”，初期也许并没有受到三中全会的直接影响，但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政治氛围，尤其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越来越宽松的舆论环境，为农村改革的每一步行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气候和空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越来越看到，不搞承包就没有饭吃，不搞承包就没有出路，不搞承包就难以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实事求是。

    四、重要启示：必须认真对待农民问题，关键在于尊重农民权益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十二亿多人口，九亿在农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认真总结二十年来农村改革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全党自觉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农村乃至全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丰富经验中，最根本的就是：保障和尊重农民的物质利益与民主权利。

    当代发展研究普遍强调以人为中心，人是社会的主体。农村社会的主体就是农民，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集中地表现为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妥善解决与否，关系着农业、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然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十分薄弱的，在如何对待农民和如何做好农民的工作方面依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解放以来，我们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走了许多弯路，留下了许多教训，归纳起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忽视了农民。

    农业生产力的解放首先是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人的解放，这靠什么呢？这就要靠充分调动农民的劳动经营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农民劳动经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他们相应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首先就是“必须承认并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这是政治上正确对待农民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问题，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必须遵循这个基本准则”。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力地证明，什么时候注意尊重和保护农民的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就发展；什么时候农民的权益受到忽视和损害，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和农村经济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农民的权益问题。农业是农民的活动，农村是农民的社会，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农民的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农业和农村的状况如何。我们对农业、农村的态度和政策，说穿了，首先是对农民的态度、是对农民的政策。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尤其是本世纪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谁争取了农民，谁就取得了政权；谁真正赢得了农民，谁就能有效地巩固政权。原因非常简单：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最大多数的人是农民。毛泽东同志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一再告诫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的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决的同盟军”[v]。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必须随时提醒广大干部和工人，关心农民，认识农民，尊重农民，帮助农民，依靠农民，与广大农民一道去不遗余力地建设和巩固我们的政权基础——工农联盟。

真正的发展，最终是人的全面发展。一般看来，农民的发展可以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工具或手段。其实，从长远和终极来看，农民的发展才是目的，是根本的和最终的目的。过去我们单方面地强调生产的发展，有意无意地回避对人的发展的起码的尊重，说穿了是物对人的异化，是手段对目标的异化。诚然，社会的发展需要依靠人的进步，要转变人的观念，要提高人的素质，要用科学技术武装劳动者，要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呢？人是社会的主体，一切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一切的发展最终也是人的发展。

在“三农”工作中，务必确立这样的一种观念——把农民的发展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优先目标。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vi]。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都必须依靠农民，必须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问题，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战略问题。千万不要忘记，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性问题。

                    （本人2008年春节摄于昆明植物园）

        如果说新的时期是从1979年开始的话，那这个“前夜”至少要从1976年算起。有人，或者大家习惯从1978年开始讲改革开放，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年底召开的，当这股春风传遍中国大地时，已经是第二年的事情了。

        1976年，丙辰龙年，至少在中国当代史中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大起大落，悲喜交加，生死更替，沧海桑田……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华国锋任代总理……

        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

        4月7日，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当时，我站在普洱县百货大楼前的电线杆脚，听完了高音喇叭广播。紧接着，学校组织师生学文件、读报纸、排节目、写大字报——“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真的不知道，邓小平怎么一下子又成坏人了！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据说死了很多很多人。那时没有电视，许多生动的画面是后来通过新闻纪录片才看到的。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下午四点的广播，全城一片沉寂……之后大约两周的时间里，不断贯耳的就是悲鸣的哀乐和《告全国人民书》。

        28天后，打倒“四人帮”。听到消息后，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庆祝活动——写标语、呼口号、放鞭炮、敲打着锣鼓走街串巷……也许是“文革”的熏陶，我六七岁就能在游行队伍前打锣鼓了！

        1977年，不说混乱，也至少是不平静，也不怎么安宁的一年，反正感觉有些紧张。比起文革后期的前两年，批斗会多了，学习班多了，大字报多了，挨整的多了，游街的多了……上着课，会有人忽然闯进学校把某个老师或领导绑走……经过一个假期，则听说某某老师在参加学习班时夜间喝药自杀了——他还上过我们的地理课……

      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自从毛主席去世，自从打到四人帮，自从恢复高考，自从三中全会，自从改革开放……大概除了祖宗和原籍没变，我们身边的一切都走过了“翻天覆地”！

               （30多年前，与小学同学共同“学习”“三反、五反”。）

      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行的……学习的、交往的、工作的、娱乐的……

      是该写点什么，为这30年。

      更为一种记忆、一种传承……也为自己不因忘记过去而变得“老年空虚”！

（29年前的我。）

此刻地震……

2008-5-24  18：43

昆明   明显有感！

引用

博客小管 的 6千万网易博友沉痛哀悼汶川地震遇难同胞

亲爱的博友，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震撼中华。数万条鲜活、平凡的生命在瞬间消逝，数十万同胞情况不明，数百万兄弟姐妹们身心受伤…

汶川哭了，母亲哭了，13亿中华同胞的心都在撕痛！

2008年5月19日至21日，全国哀悼日。

国旗降半，笛报嘶鸣！我们6千万网易博友神情肃穆，站立静默，为逝去的同胞默哀！

汶川不哭，祖国母亲来抚慰！

兄弟姐妹们不哭，我们6千万网易博友为你擦干眼泪！

   

博友们，5月19日14时28分起，让我们共同为遇难同胞们默哀3分钟！

让我们为每个逝去的同胞祈愿，愿他们安息！

 

 

                                                                     博客小管

        以上照片主要由我的同事赵先生所摄。2005年元月，是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德苴乡新和村小学孩子们中午下课后的真实写照。学校没有食堂，寄宿的孩子们（包括学前班到六年级）以大带小，三五人一伙，自己做饭。饭后又到几百米外的水窖打水，为下午饭做准备（如果碰到天旱，走得还更远）。每周四下午为学校固定的劳动时间——在老师带领下上山拣柴火……否则，下周就可能揭不开锅。

        一年后我再次来到此地时，孩子们已放寒假。当地干部介绍，学校食堂已经办起，我和大家一道为孩子们高兴。

        然而，还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家庭，将为交不起哪怕很少的伙食费犯愁……

*以上摄于2005、2006年，云南农村。

——以上照片摄于2008年2月，云南昆明。

        最近，越来越多的圈子要求原创作品注明“原创”，对于“方便管理”，可以理解；但是因此而不受欢迎、不被收录，老废就很不适应了！

        注明“原创”就能保证其原创吗？

        我们身边有很多作品（包括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和文艺作品），也有很多商品，在别人劳动成果上贴上自己标签的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谁来保证它的“原创性”呢？！

        相反，老废甚至想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许多“原生态”的东西，因为缺乏那张标签而不能以自己的身份进入“高级超市”……

        原创靠什么？一是自觉，二是监督。决不是自己给自己戴上“原创”帽子！

        这是在滇南一个较为偏僻的哈尼族村寨，村子里有一所小学，但没有篮球场，也没有篮球架。孩子们喜欢篮球，只能这样开展活动……（本人摄于2005年秋。）

        云南是个多灾的省份，尤其在农村。由于地形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灾害规模一般都不很大，但确实频发。旱灾、水灾、冰雹、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

          之所以说“哈尼族的舞蹈”而不是“哈尼族舞蹈”，是因为这是哈尼族同胞们在自己的村寨表演的。应该说，接近“原生态”。本人摄于2005年秋，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